1961年，刘伯承说红军长征途中他曾经问过毛主席，我们到底要去哪儿。毛主席回答：“我考虑还是要往北。”
1934年，第五次反"围剿"失败，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。当时负责军事指挥的是李德和博古，他们的打法让部队损失惨重。刘伯承当时被调离总参谋长岗位，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。出发前在兴国的一座山庙里开干部会，他直言不讳地说："这次不叫打仗，叫'挡仗'。敌人像大石滚子滚过来，我们硬用人去挡，当然要吃亏。"
转移开始后，问题更明显了。队伍带着印钞机、印刷机这些笨重物资，在狭窄的山路上缓慢移动。刘伯承担任后卫，眼看着战士们为掩护这些"坛坛罐罐"不断倒下，心里非常着急。
更糟糕的是，原计划去湘西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，这个意图已经被蒋介石识破，在路上布好了口袋阵。湘江一战，红军虽然突破了封锁，但伤亡惨重，江水都被染红了。
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刘伯承去找毛主席，问出了那个压在很多人心上的问题：我们到底要去哪儿？毛主席的回答很短："往北。"
这个"北"字，在当时不是一个简单的方向。往南走，像后来张国焘主张的，是找个地方建立根据地，跟国民党周旋。但往北，意味着靠近抗日前线。毛主席的逻辑很清楚：红军要生存，必须有老百姓支持；要获得支持，就必须举起抗日的旗帜；要抗日，就得往北走，到华北去发动群众。
这个判断很快在实践中得到验证。1934年12月，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开会，决定强渡乌江、占领遵义。刘伯承被重新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，负责指挥先遣部队。乌江不是一般的河，水流急，对岸有敌军防守，船只也被搜走了。
工兵连长王耀南接到架桥任务时，连材料都没有。后来还是靠当地老百姓帮忙，砍竹子扎竹排，才把浮桥架起来。刘伯承在现场指挥时说："发动群众，办法还是有的。"1935年1月初，红军突破乌江，占领遵义，为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赢得了时间和空间。
遵义会议后，毛主席进入了军事指挥核心。但危机还没过去，蒋介石调集了几十万大军，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。就在这种压力下，红军开始了四渡赤水。刘伯承作为总参谋长，参与了这一系列军事行动。部队在赤水河两岸来回穿插，忽东忽西，把追兵拖得晕头转向。
毛主席后来形容这是"平生最得意之作"，而刘伯承亲眼见证了，在正确战略指导下，一支装备落后的队伍如何靠机动灵活摆脱重围。
1935年6月，红一、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。随后在两河口会议上，关于下一步去向发生了激烈争论。张国焘主张南下，到川康边界建立根据地。毛主席坚决反对，他指出南下是死路，会被国民党军两面夹击；而北上不仅可以跳出包围圈，还能靠近抗日前线，占据政治上的主动权。这个争论后来被历史证明：南下的部队确实吃了大亏，而北上的方向是对的。
到了陕北之后，"北上"的战略价值逐渐显现出来。1935年8月，中共发表《八一宣言》，明确提出"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"。红军在陕北减税、赈灾、发动群众，很快站稳了脚跟。老百姓看得清楚，谁真心抗日就跟谁走。
1936年10月，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会师，长征结束。出发时的八万多人，到达时只剩几万，但这支队伍在政治上找到了明确的方向。
1961年刘伯承回望这段历史时，他敬佩的不仅是毛主席在那个山头上指出的方向，更是在最迷茫的时候，能穿透十几年历史烟云、看到最终胜利点的洞察力。那不是运气，那是真正的战略眼光。
从1934年那条羊肠小道上的"往北"，到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的开国大典，整整十五年的历史，确实被这一个方向串了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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