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《风暴眼》出品
文 | 吕银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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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医院里，人可能不止需要闭目回想一生的是非荣辱，有时还需要翻遍手机通讯录，或者在脑海里将那些熟悉的、生疏的名字和脸孔筛过一遍又一遍，只为找到一个合适的人，求来一袋400cc的血。
景森亲历这种窘迫时，是在4月18日上午。吉林省延边医院妇产科的病房里，空气凝滞，混杂着温吞的奶香和消毒水的气味。他守在病床前，心神不宁地看着产后重度贫血的妻子——她的脸白得跟纸似的。
血红蛋白数值一路下跌：54 g/L，49 g/L……跌到不到正常值的一半时，医生强调：“必须马上输血”。
但血从哪来？
接下来几个钟头，这个37岁的东北汉子一刻不停地拨打电话，在走廊反复踱步等待消息。他联系医院对接的延吉血站：“我爱人产后病危，亲属一时赶不过来，我在沈阳献过血……”
“外地献血证用不了，必须亲属来献血。”对面回答。
“可孕产妇本身就是优先用血人群啊……”他商量着：“等我媳妇情况稳定，我马上去献回来。”
结果是徒劳。挂断电话不过两分钟，景森的脑子仍是木的，忽然听到六旬母亲在身旁小声说：“你别上火……要不，妈去献？”
就在同一天，两千多公里外的广州一家医院里，高曼也在面对同样的焦虑。她翻遍通讯录，逐一联系了十多位亲友，在网上发布求助信息，在上百条涌来的卖血私信里问价。她的母亲患有急性髓系白血病，正等着限期一个月内的献血证救命。
越来越多的普通家庭，不得不在医院里排队等一个指标、耗尽人际网络找血、通过“血牛”转手献血证……尽管政策早已叫停了“互助献血”模式，但献血率持续下滑的现实，让血库库存只够覆盖那些最危急的生命。剩下的，必须靠临时“拉人头”般的运作，以血换血，才能勉强补上缺口，维持系统运转。
于是，不少人都被直接、间接地拉进了这场血液资源的争夺战里。
被忽略的是，这个激烈的战场正在形成某种信息黑箱：外面的围观者，无从看清血库里的告急数据，也不曾被告知献血激励的兑现困境。一边是对“自愿无偿”的朴素期待，一边是现实而复杂的脆弱动机……社交平台上、短视频里、不时曝出的消息中，任何一点不透明、不公平的琐碎细节，都微妙地损耗着大众的信任。
似乎，越想拉进来的人，越被推远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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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排队，找血，“拉人头”
景森媳妇的预产期原在4月25日，但提早十天血压已飙升到170多。4月15日当晚，她因先兆子痫被推进延吉医院的手术室，紧急剖腹产诞下一女。
起初，景森还在兴奋地轻捏着婴儿粉扑扑的小脚丫，感受手心里血脉的温度。但紧绷的心弦只松了片刻，就收到妻子重度贫血的消息。
需要血，紧急！医生建议他联系血站试试。没想到，必须有家属先献血，才有血用。
景森陷入了两难。身边的母亲早已超出献血年龄，而他自己，要连轴转着照顾妻子和女儿，孩子隔不久就要醒，喂奶、换尿布、哄睡，他已经熬了两个通宵。
自己不能倒下。他抓起电话，向一百多公里外老家的亲姐、表哥求助，又联系了在长春的亲戚。这天虽是周六，但亲戚正在值班，需要找人顶班才能赶来。
“弟妹情况不好？行，等我过去！”暂时过了第一关，景森赶紧先买来补血药和猪肝汤，盼着能维持妻子的血红蛋白指标。
对另一边的高曼来说，开口求人并不容易。她给广州、深圳附近的亲友打了十多通电话，只是委婉地说起母亲当前的情况、用血需求，然后沉默着等对方读懂她的难处。
母亲的病来得太急，4月10日入院时，为了筹到足够的治疗费用，她已经把能问的人都问了遍。“献血和捐钱不一样，很多人会顾虑。”为了不强人所难，她特意给对方留了一丝体面拒绝的空间。
母亲患的是急性髓系白血病AML-M2，化疗的前提，是先补血。患者的造血功能已经衰竭，血小板数值只有28×10⁹/L，远低于100多×10⁹/L的正常标准，情况危急。
如果排不到医院的用血指标，也找不到人献血，就只能继续等，靠药物勉强维持。一周下来，母亲已经虚弱到起身就会晕倒。
按照医院规定，高曼需要自己找人到医院血库定向捐血。“亲友捐出400cc，其中大约80%的额度可返还给患者使用。”
但医院只在每周二一天和周五半天两个时间段采血。这个时间，大部分人都要上班，给找到合适的献血者又增添了难度。
即使是曾经献过血，医院对献血证也有严格的限制：必须在院内献血，在外地甚至同城其他血站献过血，均属无效；仅一个月内的献血证有效。
最终，在亲属里，除了高曼体重太轻不符合要求外，只有哥哥和姐姐献血成功，兑换了部分指标。
为什么献血时没有任何门槛，优先用血时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？在等待亲友赶来的时间里，景森决心要一个答案。他轮番拨打市民热线、卫生热线、省长热线……最后找到自己献过血的沈阳血站电话，试着求助。在各方协调后，转机终于出现了。
沈阳血站了解情况后，致电延吉血站进行协调，提出了折中方案：先从延吉库存调血，再由沈阳血库归还。
15日晚七点后，300cc血液分两次缓缓输入妻子的血管。“后续还需要更多，就要自己想办法了。”景森说。
02 “天桥上随便找个血牛去”
在消耗尽人际关系之后，像很多人一样，高曼试图在社交平台上求助。视频发出去后，几天下来，就有百来条私信涌进来。
有一位大叔，什么条件也没提，只说自己已经无偿献血25年了，想帮忙。直到见面，高曼才知道，这位大叔已经58岁，很快将到献血限制年龄。他匆匆赶来，血压有些高。在献血点等了一个半小时，前后测了三次血压，却始终没能达到献血标准。这份热情让高曼心里过意不去，给他发了个红包表示感谢。
更多找来的人，几乎都是人称“血牛”的中介，或是明码标价的个人卖血者。
与血牛沟通，高曼才知道，这些长期需要用血的白血病患者周围，早已形成了隐秘的血液买卖链条。中介手中掌握着大量各地愿意卖血的人群，只要付钱，无论需要多少血量，他们似乎总能找到人。
“400cc全血，800元。”中介开价了。高曼了解到，这些钱，血牛会抽走一半，真正落到卖血者手中的，大约只有四五百元。
网《风暴眼》看到，大量线上求助用血的视频下，充斥着这样打着“互助献血”名义的中介留言。随机联系其中两位，示意急需用血后，对方表示，只需要填写医院、患者名字，患者年龄、血型、科室、床号、住院号等信息，每400cc交1700元钱，便可安排人员赶来献血。
聊天截图
因各种乱象横生，早在2018年，国家卫健委就全面叫停了“互助献血”。政策短暂见效了几年，但血液紧张的根源没有改变，血牛产业很快反扑。
50岁的冯学坤是多年坚持无偿献血的志愿者，同时也是采供血领域业内人士。即便对“血牛”这种行业颇为不屑，但有时他也不得不选择这条渠道，才能用上血。
一位朋友家的老人癌症晚期，因放化疗导致造血功能衰竭，需要定期输血维持。去年，朋友找到他求助。他正处在半年献血间隔期，无法在短期内再次献血，只好硬着头皮联系了地方血液中心的负责人。这位负责人无奈地说：“每天要接上百个这样的电话，实在没有余量可以调配。”
“那该怎么办？”冯学坤追问。对方低声暗示：“去血液中心门口的天桥上，随便捡一张名片打吧。”
最终，冯学坤通过“血贩子”找到了血源。“有种明知违背初衷却不得不向现实低头的无力感。”至今回想起来，他仍觉得难以启齿。
“之所以有很多血贩子存在，本质上是血站和医院给他们留了生存空间。”冯学坤说，“用血实在太紧张了，血站就放弃了抵抗。”
胡勇是华北某献血点的工作人员，他向网《风暴眼》证实了这种窘境。献血的人，周末一般不过二三十人，平时更少，只有十多人。相比于自愿献血者，他们中互助献血和团体献血占比越来越高了。
“来的最多的，是手里拿着医院‘互助献血单’的人。”胡勇说。来互助献血的亲属带着怒气，不时有人争吵甚至推搡。他和同事们只能反复解释：“我们只负责采血，不负责发血。再激动，也不可能提前拿到血。”
“现在整个献血环境，基本都靠着医院互助献血在支撑。”胡勇说。患者需要用几袋血，家属就得找来几个人献，补齐额度才能取用。许多名义上的“互助”，背后其实藏着中介的交易。
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
可是现在，高曼实在拿不出更多钱去给血牛了。
她家开的饭馆在疫情中倒闭了，车和房子都卖了，父亲在老家打工还债。哥哥去年从国企被裁，一直没找到稳定工作。现在，全家只有她有月薪五千的稳定收入。
她的天一下子塌了。母亲确诊后，她才从父亲口中得知，家里已经负债累累。在东拼西凑十万元交上住院和治疗费后，未来如果需要骨髓移植，至少要准备八十万。
“花800元找来一袋血，医院给母亲输注时，还要再花1400元的采集、储存、分离、检验费用。这等于花两份钱，才能买到一份血。”现在，她需要为每一笔花销精打细算。
高曼拒绝了大部分中介和开价高昂的个人。一周下来，她只找到一个要价相对较低的年轻人： 400cc，300元。那是个看着挺朴实的小伙子，应该很缺钱，特意从附近请了一个多小时的假赶来。
所有私信她的个人，开口第一句几乎总是：“给多少钱？”听完她的报价，他们还会再往上提提价，透露自己正面临经济困难，“实在是没办法了”。
所有涌来的声音带着模糊的面相，冲击着高曼刚刚向现实人生打开的大门。她在朋友圈写下：“我想花低价买到血，人家想花高价卖血，余华的《许三观卖血记》也是在现实生活中被我碰到了。”
“都不容易”。她想。
03 六百万单位供需缺口
珲春，景森的老家，一个与俄罗斯、朝鲜接壤的小县城，地处偏僻，医疗条件有限。距离一百多公里外的延吉，是位置最近的拥有优质医疗资源的地区。
延边医院的产房似乎永远紧张，周边县城的孕妇大多都汇集在这里，床位基本上每天爆满，紧急剖腹产的患者需要临时加床，景森的妻子也不例外。
时常有贫血、大出血的产妇排队等着用血。2025年11月，延边州红十字中心血站招募科科长黄景亮曾表示，“目前延边州的血液库存依然较为紧张，无法满足日常及紧急的临床需求”。
但从患者及家属的视角，目前缺乏一个透明的渠道，能够让人一眼明了血库里究竟还有多少血，能供应多少患者或维持几天库存，多少患者正在排队、还需要排多久。同样没有人知道的是，这些血，优先供给了谁。
于是，景森心里的疑团逐渐扩大。他记得，自己找到延吉血站时，从头到尾没有提过需要的是什么血型，血站却直接回复“没有血”。
“难道一个血站里会是空的吗？”不合逻辑的简单告知，加剧着景森的不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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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曼也被这种看不清局面的不确定性困住了。在医院排队三四天，医生才建议家属自己去找血。问到医院存血量有多少、排队要等多久，回答总是含糊其辞。
母亲住的病房是3人间，每个病房里的患者，都在一天天等待着。
隔壁病床那位30来岁的白血病患者，很久没有等到血。他的父亲是一位满面愁容的大爷。他不懂怎么找互助献血渠道，看到高曼在线上找人，过来问她手里有没有血源。
此时高曼已经联系到几位要价300-400元的献血者，但这些低价资源要留给母亲。她只能告诉大爷，如果愿意接受更高价格，可以推给他。对面的目光又暗了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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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血库库存非常紧急”。上述献血点工作人员胡勇对网《风暴眼》坦言。
“一个地区医疗机构年用血量动辄数十上百吨，而一个成年人一次最多献400cc。这点积累，远远追不上消耗。”胡勇说，“小型社区医院一天只用十几袋血就足够周转，大型三甲医院手术量大、重症患者多，一天就要消耗成百上千袋血，而血液又有保质期，根本无法长期囤积，今天采的血，一两天就用完了”。
缺血的现实，导致医院用血必须分级。胡勇告诉网《风暴眼》，医生会根据患者实际病情开具用血单据，提前报备第二天的手术用血需求。血液库存不够的时候，常规手术能推迟就尽量推迟，优先保障急症、重症手术用血。
“哪种血型最缺？”见网《风暴眼》这样问，胡勇无奈地笑了：“没有任何一种血型是充足的，所有血型全线紧缺。”
《中国输血行业发展报告（2025）》数据显示：2024年，全国总献血量为2692.7万单位，较2023年下降6.9%，而临床用血需求约3300万单位，这意味着有600万单位的血液缺口。
正因如此，不仅患者之间要抢指标、排名额，各大医院也都在争抢有限的血液资源。
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千人口献血率达到10‰-30‰的水平，才能基本满足本国临床用血需求。“10‰，仅能满足急救需求；要支撑起中国现有的高水平医疗，献血率应在20‰以上。”冯学坤对网《风暴眼》说。
而2024年，中国全国千人口献血率为11.4‰，如今又有所降低。冯学坤告诉网《风暴眼》，在参加一些业内会议时，他了解到最新的数据：2025年全国千人口献血率为10.7‰。
在这样的供需倒挂下，“在生命优先的原则面前，献血者的优先用血权，其实现实中往往需要让位。”他说，“把这些真实的数据、真实的逻辑告诉老百姓，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04 “感觉被欺骗了”
不少献血者渐渐觉得，自己被骗了。“血库告急—献血者用血难—不再献血”正在形成无解的负反馈循环。
景森第一次献血是在2023年，他在旅途中经过沈阳中转，在五六个小时的换乘间隙，他走出车站，看见路边献血车前有人排队等待献血。一种莫名的感召推着他走了过去，献了400cc后，下了献血车，脚步都轻快了——“帮助别人，总能带来愉悦”。
拿到红色的献血本后，他听说，献血量凑够1000cc，本人和直系亲属可免费用血，“除临床急救用血外，在同等条件下”，可享临床优先用血。像得到了某种鼓励，他决定，以后每次路过这里，都要多献几次，凑够1000cc。
但没有人向他解释过血库已经仅够急救用血，也没有人普及过异地用血的难题。他被拉升起来的期待，注定将在某天成为泡沫。
泡沫破碎那一天到来时，他一边为妻子的生命担忧，一边在心里质问：“我献血的时候，可从没分过地域。”他把经历发在抖音上，引来全国各地不少有相似经历的网友留言。
不久，延吉血站的工作人员来到医院，要求他删除视频：“血都给你用上了，你还想咋？”
这些话，让景森感到，“那血，像是他们施舍给我的”。
网《风暴眼》致电延吉血站进行求证，工作人员回应称：“患者家属视频内容不属实，事件已经解决完了，（视频）下架了。”当网《风暴眼》试图进一步了解当地用血程序时，对方挂断了电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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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地域限制，动辄“月内”“周内”的时间限制，更让人生出潜在的担忧：“平时主动献血，可能让自己需要用血时，因处在间隔期而陷入被动。”
济南人小池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，退出了志愿献血行列。
她在山东读本硕的七年间，每年坚持献血200cc，既是为了获得加学分、评奖评优的激励，也为朴素的助人心愿。
但母亲在2019年罹患癌症，在济南等待手术时，她捧着七本献血证和亲属证明赶到指定血站，却被通知需要三个月内的献血证。
她最后一次献血时间正是四个月前，卡在间隔期，不得不通过“血牛”，以1600元的价格买下了400cc的互助献血指标。
即便听到再多理性的解释，身处当下的崩溃和无助，都让她无法释怀：“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手术机会，竟然要毁在术前备血上。而原因，居然是因为我半年内献过血。”
“这太讽刺了。”
这样的矛盾、误解和愤怒蔓延到社会各个角落，却极少出现行之有效的信息互通。
目前关于献血，整体政策导向鼓励献血证全国互认，也上线了“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”小程序，建成全国血费跨省异地减免平台。但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，优先用血方面的权益，仍没有彻底打通地域限制。
“北京、上海等医疗高地，用血需求巨大；而许多中小城市或偏远地区，血液库存相对宽裕，献血压力也小。这种差异，让全国统一的优先权在现实中很难实现。”冯学坤解释称。
部分地区已在尝试破局。在内蒙古自治区和山东省青岛市，外地的无偿献血者，可以通过“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”的献血记录明确献血者身份，在就诊地保障优先用血权益。但目前景森所在的延吉尚未推出类似政策。
还有些时候，是血站与医院之间对患者用血的要求本身“打架”。
事实上，国家及地方献血条例中，从未规定献血证有“有效期”。血站往往负责调配分发血液，库存压力转化为对医院的要求——动员家属献血。冯学坤解释道，直接对接患者的一线医生，很多并不深入了解献血政策和库存情况，只能用“没血”“证过期了”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，把压力传导给患者家属。
最终，在患者视角，这成了“医院卡血”或“血站推诿”。
同样的信息差也存在于献血者使用“三免”政策的过程中。
2026年1月，西安一位累计献血2.26万cc的市民持荣誉A卡在景区要求免票被拒，景区最终退款并致歉；3个月后，四川自贡一位献血十年的前消防员持“博爱卡”在医院要求免门诊诊查费被拒，院方事后道歉。
负面报道形成了舆论漩涡，网络声浪开始撕裂：心寒的人们用“不要献血”“把血留给家人急用”的吐槽表达不满；另一些人则指责这些声音，“是血牛破坏献血生态的话术”，“都不献血，哪有血用？”
胡勇说不上来这些声浪究竟产生了怎样的效应，他只是明显感到，“献血者越来越少了”。他在献血点工作的数十年里，仅头些年能感受到人们的新鲜感和热情，“近二十年，一年比一年少。”
紧急的时候，血站内部的工作人员会主动献血，胡勇自己献了十七八次。“但单位内部人数有限，也不能频繁地献。”胡勇说，“全靠我们，根本撑不起一片区的用血。”
05 需要什么样的激励？
冯学坤第一次献血是在大二，有献血车进校园，他没想什么，上午献完血，下午就去踢球了。
五年前，他进入采供血领域，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个系统的内部运作，翻阅大量期刊文献，试图更透彻地理解其中的脉络。
也是从那一年起，他理解了“自愿、无偿、利他”的献血理念，开始定期献血，每半年一次，献完就设好下一次的闹钟。截至目前，他累计献血40多次，总量一万多毫升。
有时，他收到短信，通知他献的血被送去某医院用于患者救治，有人切实因自己得到帮助，这种有迹可循的价值感令人兴奋。但他同时向网《风暴眼》强调，即使一些机构不发送这样的短信，也是合理的，“这是为了保护献血者与用血者之间的信息隐私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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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比于这些价值感，很多地方的宣传导向让他不解：“如果过分宣扬献血的回报，当人们得不到时，当然就会失望，会离开。”
如今，为了快速高效地补足血液缺口，强制性的团体献血成为不少地方选择的捷径，有的单位背负上了明确的献血指标。
但网《风暴眼》注意到，社交平台上，不少教师、医生等体制内员工发文吐槽，对被强制献血感到抵触。在冯学坤看来，这种模式是有害无益的。
“许多单位为了完成指标，会给员工发放补贴和福利，有的给两千元加两天带薪假，有几个大型单位，补贴甚至给到了一万元一次。”冯学坤说，“这种消息流传到社会上，反而造成了负面影响。”
他承认，连自己这样自愿无偿献血的人，在这种利益不平衡的现实面前，心里也会生出摇摆：“明明都是献血，凭什么他们能拿到高额补贴，我们却什么都没有？”
“一些城市已经彻底躺平，这种为了完成短期任务而采取的利诱方式，是在抹杀无偿献血的未来。”冯学坤说。
献血这件小事，联动着最微妙的人性、伦理，同时也考验着激励政策的智慧。
冯学坤介绍，中国台湾的千人口献血率达81‰，是大陆的八倍。在他看来，这主要靠两点：公开透明，在血站官网、市区中心大牌广告上，用大字清晰标注“血库紧急缺血”，让所有市民都能知道库存现状；明星网红助力，带动更多人加入献血队伍。
激励献血的紧迫性在最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中已有体现，献血年龄上限从55周岁放宽至65周岁，两次全血捐献间隔也已从不少于6个月缩短至不少于90天。对于保障献血者权益，同样作出了细致规定。
根本性的逆转，还在等待一个临界点，等到血液系统中参与循环的每一方，都向同一个目标再迈一步。
“这辈子都不献血了。”在妻子最危急的时刻，景森心里也闪过了这个念头。可当妻子终于输上血，沉沉睡去之后，他独自走出病房，在院区徘徊。天色渐暗，门诊楼次第亮起昏黄的灯光，急诊室门口人影匆匆。一阵风灌进胸膛，他猛吸了一口气，想法变了。
“以后有能力的话，该献血还是要献。”他想，“因为我知道，那种急需用血、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，太难受了。”
（除景森外，文中人物均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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